上世紀80年代，一份法案改變了政府沒動力高校企業沒能力的局面

美國高校如何進行成果轉化

據介紹，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規定，教師和研究生發明的專利、軟件著作權等成果轉讓給企業后，將獲得技術許可收入的35%。當聽說上海“科創中心22條意見”提出“允許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收益歸屬研發團隊所得比例不低于70%”后，吉格里奇說了一聲“哇哦”，但隨即表示“可以理解”，因為中美兩國高校面臨的挑戰并不一樣。

《拜杜法案》引發OTL模式推廣

吉格里奇告訴記者，從上世紀40年代起，許多美國高校成立了資助項目辦公室（SPO），負責處理政府、企業資助的科研項目。其中，政府科研項目取得的專利、軟件著作權等發明成果，其所有權長期以來為政府所有。由于美國聯邦政府沒有統一的專利政策，要對這些成果進行商業化應用，需要26個政府部門批準。繁瑣的行政手續導致大量專利閑置。截至1980年，聯邦政府雖然持有2.8萬件專利，但授權商用的比例低于5%。

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員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進行發明成果轉化；另一方面，受政府資助的高校、中小企業希望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產品，但苦于沒有發明所有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在威斯康星大學等單位的游說下，美國國會參議員伯奇·拜厄與羅伯特·杜爾提出《拜杜法案》，1980年由國會通過，1984年進行了修訂。根據該法案，聯邦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取得的專利、軟件著作權等發明成果，其所有權屬于高校等受資助單位。

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一項重要議題。自1980年《拜杜法案》頒布后，美國高校逐步建立了成熟的技術轉移體制。其制度設計有哪些特點？記者采訪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知識產權和產業研究聯盟辦公室（IPIRA）主任埃里克·吉格里奇。《拜杜法案》引發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制度的變革，斯坦福大學創立的技術許可辦公室（OTL），在各個高校復制推廣。1981年，美國高校的技術許可收入只有730萬美元；而到了2008年，其規模已超過34億美元。

收益分配并不是每個教師都滿意

在加利福尼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是繼斯坦福之后第二所建立OTL的高校。“大學不是公司，所以我們不把專利、軟件著作權等發明成果賣給企業，而是授權給企業使用。”吉格里奇解釋說。

OTL的工作程序為：第一步，取得科研成果、希望轉化的高校教師和研究生提交“發明披露表”，OTL記錄在案，并指派一名技術經理負責此后的全過程；第二步，技術經理對發明披露進行商業價值評估，決定學校是否要為這個發明申請專利、軟件著作權；第三步，技術經理與企業進行技術許可談判，簽訂協議；　第四步，OTL負責收取和分配技術許可收入。

吉格里奇介紹，美國各個高校的專利許可收入分配比例是不同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規定：發明人獲得35%的收益、發明人所在院系35%、校方30%。當得知上海的新政策是“允許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收益歸屬研發團隊所得比例不低于70%”時，他說：“我可以理解，因為中美大學面臨的挑戰并不一樣，中國的大學科研人員缺少轉化動力。事實上，美國大學科研人員也不都有動力。對于我校的收益分配規定，做基礎研究的教師都是接受的，但一些從事應用型科技研究的教師會覺得……”吉格里奇聳了聳肩，做出一種不以為然的表情，“我告訴你們的是真實情況。”

據介紹，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OTL每年收到220項發明披露，其中70%是專利，平均每年獲得技術許可收入1200萬美元。由于美國專利申請的實際費用達上萬美元，OTL技術經理會對這些發明披露進行嚴格的商業價值評估，控制專利申請數量，不會出現我國不少高校每年專利申請量達到上千件的情況。

IAO擁有風投、律所等創業資源

除了SPO和OTL，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還設有產業研究聯盟辦公室（IAO）。與上世紀40年代不同，如今的SPO只負責聯邦政府、州政府的資助項目，IAO則專門負責企業資助的項目。IAO和OTL都同企業打交道，所以組成了一個更大的部門——IPIRA。

高校科研人員如果取得了發明成果，便會到OTL披露。如果只是有一個創新想法，就可能聯系IAO，尋找有興趣資助他做這方面研究的企業。很多企業也會主動找到IAO，出資請高校科研人員為其做研發項目。據介紹，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IAO每年啟動約200個項目，2015財年獲得的企業資助金額為9000萬美元，其中部分經費轉給了斯坦福大學，與后者合作為企業做研發項目。

吉格里奇說，除了高新技術企業，IAO還與風險投資基金、法律事務所有合作關系。該校教師和研究生如果想創辦企業，也可聯系IAO，從而得到資金、法律方面的服務。

在IPIRA的人員配置方面，OTL有10名工作人員，IAO有8人。他們的專業背景包括商業、法律和各個理工學科。“我們人手并不多，所以大家都很忙。”在IAO負責合同事務的工商管理碩士安德魯·瓊斯告訴記者。